目的 构建基于能谱CT特征的无或少实性成分磨玻璃结节（GGN）样肺腺癌浸润程度的鉴别诊断模型，旨在为后续临床诊疗工作提供借鉴。方法 回顾性纳入2019年1月—2022年12月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六九医院和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蒙古医院行手术治疗肺腺癌且CT表现为无或少实性成分GGN的患者145例，根据浸润程度分为浸润组（51例）和微浸润组（94例）。采用logistic回归进行无或少实性成分GGN样肺腺癌浸润程度鉴别诊断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并构建logistic回归预测模型。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进行各指标的预测效能分析。结果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结节最大径（t=-6.30，P<0.001）、结节平均CT值（t=-5.43，P<0.001）、空气支气管征（χ²=23.21，P<0.001）、微血管CT成像类型（χ²=27.94，P<0.001）均是无或少实性成分GGN样肺腺癌浸润程度鉴别诊断的预测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结节最大径（OR=1.72，95%CI为1.33~2.23，P<0.001）、结节平均CT值（OR=1.01，95%CI为1.01~1.02，P<0.001）、空气支气管征（OR=4.92，95%CI为1.59~15.21，P=0.006）及微血管CT成像Ⅲ型（OR=14.01，95%CI为2.97~66.06，P=0.001）均是无或少实性成分GGN样肺腺癌浸润程度鉴别诊断的独立预测因素。利用上述多因素分析的结果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logit（P）=0.54×结节最大径+0.01×结节平均CT值+1.59×空气支气管征+2.64×微血管CT成像类型（Ⅲ型）-3.33。ROC曲线分析显示，结节最大径、结节平均CT值、空气支气管征、微血管CT成像类型、logistic回归模型P值进行无或少实性成分GGN样肺腺癌浸润程度鉴别诊断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59、0.751、0.686、0.741、0.918。结论 包括结节最大径、结节平均CT值、空气支气管征及微血管CT成像类型在内的能谱CT特征可用于无或少实性成分GGN样肺腺癌浸润程度鉴别诊断；利用以上4个因素构建的logistic回归模型对于患者的浸润程度预测显示出良好的效能。

目的 基于CT影像加权组学评分构建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免疫治疗疗效预测模型。方法 选择2021年1月—2023年12月徐州医科大学附属沭阳医院收治的185例接受免疫治疗的NSCLC患者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接受纳武利尤单抗（240 mg）连续治疗3个疗程，并根据实体瘤临床疗效评价标准1.1版评估疗效，根据疗效将患者分为治疗有效组和治疗无效组。基于治疗前动脉期CT图像，采用PyRadiomics工具对所有容积感兴趣区域进行重采样，并进行图像预处理（包括小波变换和拉普拉斯滤波器等方法），提取两组患者的多病灶影像组学特征，并通过Dr.Wise科研平台上对提取的特征进行标准化处理。同时，采用基于注意力机制的多示例学习（a-MIL）算法、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LASSO）回归、logistic回归构建CT影像加权组学评分模型，并计算每例患者的CT影像加权组学评分。基于R软件（R4.3.3）和rms程序包绘制列线图，同时通过一致性指数（C-index）评估模型的一致性，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评估列线图模型对NSCLC的免疫治疗疗效预测性能，校准曲线用于评估模型预测概率与实际结果的一致性，决策曲线用于评估模型在不同阈值下的净收益。结果 治疗有效组（66例）与治疗无效组（119例）患者的性别（χ²=3.86，P=0.049）、病理类型（χ²=8.41，P=0.015）、吸烟史（χ²=5.70，P=0.017）、治疗前肺内转移（χ²=5.88，P=0.015）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采用a-MIL算法对多病灶的原始组学特征在病例层面加权求和，共提取342个影像组学特征，其中162个特征一致性较好（组内相关系数>0.80）；经方差分析后剔除134个特征，剩余28个特征，经LASSO进行降维后，最终获得7个影像组学特征，分别为GLCMEnergy_angle45_offset、ShortRunEmphasis_angle90_offset1、最大灰度值、Spiculation、GLCMEnergy_angle45_offset7、Sphericity、Vessel。基于上述影像组学特征构建加权组学评分模型为：Radscore=0.624+0.022×GLCMEnergy_angle45_offset-0.227×ShortRunEmphasis_angle90_offset1+0.395×最大灰度值-8.687×Spiculation+0.384×GLCMEnergy_angle45_offset7-0.012×Sphericity-0.284×Vessel。治疗有效组NSCLC患者的CT影像加权组学评分（0.75±0.10）明显高于治疗无效组（0.43±0.1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8.00，P<0.001）。ROC曲线分析显示，CT影像加权组学评分预测NSCLC免疫治疗疗效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96（95%CI为0.92~0.98），最佳截断值为0.62。多因素分析显示，CT影像加权组学评分≥0.62分（OR=14.77，95%CI为3.25~22.35，P<0.001）、病理类型（鳞状细胞癌）（OR=1.74，95%CI为1.35~3.52，P=0.035）、有吸烟史（OR=4.01，95%CI为1.05~15.30，P=0.042）和治疗前肺内转移（OR=1.20，95%CI为1.01~1.38，P=0.010）均为NSCLC免疫治疗有效的独立预测因素。基于上述4个变量构建预测NSCLC免疫治疗疗效的列线图模型，其模型验证结果显示，C-index为0.96（95%CI为0.93~0.99）。校准曲线分析显示，预测概率与实际概率一致性较好，趋近于理想曲线。ROC曲线分析显示，AUC为0.97（95%CI为0.94~0.99）。决策曲线分析显示，在2%~100%预测范围内，模型净获益。结论 基于CT影像加权组学评分构建预测NSCLC患者免疫治疗疗效的列线图模型，具有较好的预测效能。

目的 探讨放疗联合化疗和免疫治疗在人表皮生长因子2（HER2）阴性局部晚期或晚期胃癌中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选取2021年9月至2024年3月贵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收治的34例不可手术切除的HER2阴性局部晚期或晚期胃/胃食管结合部（G/GEJ）腺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接受1周期XELOX方案（卡培他滨+奥沙利铂）或SOX方案（替吉奥+奥沙利铂）联合免疫治疗（信迪利单抗或纳武利尤单抗）后，进行G/GEJ原发灶及转移区域淋巴结放疗，部分患者序贯远处转移灶放疗。主要研究终点为客观缓解率（ORR），次要研究终点为疾病控制率（DCR）、临床症状缓解情况、Karnofsky功能状态（KPS）评分变化、无进展生存期（PFS）、不良反应。采用实体瘤临床疗效评价标准1.1版评估临床疗效，按照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通用不良反应术语标准5.0版、中国临床肿瘤学会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的毒性管理指南进行不良反应评价和分级。中位随访时间7个月（范围：2.3~30个月），以随访过程中出现的最佳疗效定为最终疗效评价。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结果 至随访结束，全组患者ORR达58.8%（20/34），DCR达70.6%（24/34）；放疗病灶ORR达73.8%（48/65）、DCR达92.3%（60/65）。单因素分析显示，女性患者的ORR（84.6%，11/13）高于男性患者（42.9%，9/21），远处淋巴结转移患者的ORR（83.3%，15/18）高于远处淋巴结转移合并器官转移或单独器官转移患者（18.2%，2/11），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30；P=0.010）。不同年龄（P=0.487）、KPS评分（P=0.198）、原发肿瘤部位（P=0.280）、组织学分化程度（P=0.668）、化疗方案（P=0.728）、免疫治疗方案（P>0.999）患者的ORR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23例上腹疼痛患者缓解22例（95.7%），21例食欲下降患者缓解10例（47.6%），17例上腹饱胀患者缓解15例，14例黑便患者缓解13例，7例进食梗阻患者缓解6例，4例转移部位疼痛患者缓解3例，2例呕血患者均缓解。KPS评分好转率82.4%（28/34），无变化率11.8%（4/34），恶化率5.8%（2/34）。34例患者中位PFS为7.9个月。放疗联合化疗和免疫治疗期间最常见的不良反应为血液系统不良反应，其中中性粒细胞减少占比最高（91.2%，31/34），其次是贫血（50.0%，17/34）；最常见的非血液系统不良反应是疲劳（50.0%，17/34），其次是恶心和呕吐（26.5%，9/34）。6例免疫单药维持治疗患者治疗期间不良反应有贫血、甲状腺功能减退、转氨酶升高、蛋白尿、乏力和疲劳、皮疹，均为1~2级。结论 放疗联合化疗和免疫治疗在HER2阴性局部晚期或晚期胃癌中有较好的近期临床疗效，整体不良反应可耐受；女性、单独淋巴结转移的患者可能是本研究方案的优选人群。

目的 分析1992—2021年中国胰腺癌的发病和死亡情况，并探讨年龄、时期和队列对胰腺癌发病和死亡的影响。方法 利用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BD）2021数据库，分析1992—2021年中国胰腺癌发病和死亡情况，应用Joinpoint软件分析标化发病率和标化死亡率的时间变化趋势，计算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构建年龄-时期-队列模型，分析年龄、时期和出生队列对胰腺癌发病及死亡趋势变化的影响。分析胰腺癌死亡归因于高血糖和吸烟危险因素的疾病负担。结果 2021年，中国胰腺癌发病率为8.34/10万，死亡率为8.41/10万，比1992年（3.33/10万和3.43/10万）分别升高了150.45%和145.19%。从性别看，2021年男性胰腺癌发病率（9.93/10万）和死亡率（9.91/10万）均高于女性（6.68/10万和6.83/10万）。1992—2021年，中国胰腺癌标化发病率和标化死亡率均有升高趋势，分别平均每年升高0.80%和0.62%，趋势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年龄效应结果显示，中国胰腺癌的发病率总体呈升高趋势，15~49岁年龄组胰腺癌发病率呈平稳升高趋势，在50岁以后胰腺癌发病率呈明显升高趋势，85岁以上年龄组达到高峰，为68.64/10万；死亡率在15~79岁年龄组呈缓慢升高趋势，在80~84岁年龄组呈明显升高趋势并达到高峰，为196.51/10万。时期效应结果显示，中国胰腺癌发病率的时期变化RR值总体呈升高趋势，以2002—2006年为参考组（RR=1），2017—2021年发病风险最高，发病风险RR=1.09（95%CI为1.05~1.13，P=0.012）；胰腺癌死亡率的时期变化RR值变化趋势呈波动性，以2002—2006年为参考组（RR=1），2012—2016年死亡风险最高，死亡风险RR=1.60（95%CI为1.07~2.38，P=0.021）。队列效应结果显示，中国胰腺癌发病和死亡风险均总体随年份的增加呈升高趋势，以1952—1956年出生队列为参考队列（RR=1），1987—1991年出生队列的发病和死亡风险均最高（RR=1.18，95%CI为0.99~1.40，P=0.032；RR=1.63，95%CI为0.12~11.53，P=0.042），1992—1996年出生队列以后均呈下降趋势。胰腺癌死亡归因于高血糖占比有升高趋势，归因于吸烟有降低趋势。结论 1992—2021年，中国胰腺癌的标化发病率和标化死亡率均呈上升趋势，男性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高于女性。年龄、时期和队列均对胰腺癌的发病和死亡趋势产生显著影响。胰腺癌死亡归因于高血糖的危险呈升高趋势。

目的 探究国际妇产科联盟（FIGO）分期（2014）Ⅰ、Ⅱ期宫颈癌患者术后T细胞亚群变化特征及与术后淋巴结转移的关系。方法 选择2018年11月至2020年11月于四川省岳池县人民医院和四川大学华西广安医院接受宫颈癌根治术及盆腔淋巴结清扫术治疗的FIGO分期为ⅠA、ⅠB1、ⅠB2、ⅡA1期的192例宫颈癌患者进行研究，根据FIGO分期的不同将患者分为Ⅰ期组（n=85）和Ⅱ期组（n=107）；比较不同FIGO分期患者手术前、后T细胞亚群动态变化；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不同分期患者治疗期间T细胞亚群水平；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宫颈癌患者术后淋巴结转移的影响因素；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患者T细胞亚群与术后淋巴结转移的关系；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分析T细胞水平对患者术后淋巴结转移的预测效能。结果 Ⅱ期患者术后淋巴结转移率[32.71%（35/107）]高于Ⅰ期患者[14.12%（12/8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²=8.86，P=0.003）。与Ⅱ期组相比，术前1 dⅠ期组患者的CD3⁺、CD4⁺ T细胞水平和CD4⁺/CD8⁺比值均明显更高（均P<0.001），CD8⁺ T细胞水平明显更低（P<0.001）。术后不同阶段，患者CD3⁺、CD4⁺、CD8⁺ T细胞水平和CD4⁺/CD8⁺比值呈动态变化，术后1、7、30 d时，Ⅰ期组患者的CD3⁺、CD4⁺ T细胞水平和CD4⁺/CD8⁺比值均高于Ⅱ期组患者（均P<0.001），CD8⁺ T细胞水平均低于Ⅱ期组患者（均P<0.001）。两组患者T细胞亚群CD3⁺、CD4⁺、CD8⁺、CD4⁺/CD8⁺比值时间效应、组间效应、交互效应方面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单因素分析显示，病理类型（OR=1.85，95%CI为1.14~2.33，P=0.015）、分化程度（OR=1.93，95%CI为1.18~2.67，P=0.024）、肌层浸润深度（OR=2.08，95%CI为1.26~2.59，P=0.012）、肿瘤形态（OR=2.17，95%CI为1.57~2.63，P=0.009）、宫旁浸润（OR=1.95，95%CI为1.43~2.76，P=0.036）、淋巴血管间隙侵犯（OR=2.03，95%CI为1.28~2.57，P=0.021）均是FIGO分期Ⅰ期和Ⅱ期宫颈癌患者术后淋巴结转移的影响因素。多因素分析显示，分化程度（OR=1.75，95%CI为1.08~2.03，P=0.015）、肌层浸润深度（OR=2.30，95%CI为1.43~2.84，P=0.021）、宫旁浸润（OR=2.50，95%CI为1.76~2.97，P=0.018）、淋巴血管间隙侵犯（OR=1.96，95%CI为1.03~2.51，P=0.033）均是FIGO分期Ⅰ期和Ⅱ期宫颈癌患者术后淋巴结转移的独立影响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Ⅰ期和Ⅱ期宫颈癌患者术前1 d的CD3⁺、CD4⁺、CD8⁺ T细胞水平和CD4⁺/CD8⁺比值均是术后淋巴结转移的独立影响因素（均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术前1 d的Ⅰ期患者CD3⁺、CD4⁺、CD8⁺ T细胞水平和CD4⁺/CD8⁺比值预测术后淋巴结转移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86、0.82、0.83、0.89，Ⅱ期分别为0.90、0.93、0.87、0.95，CD4⁺/CD8⁺比值预测患者术后淋巴结转移的预测效能明显高于其他指标（均P<0.001）。结论 FIGO分期Ⅰ期和Ⅱ期宫颈癌患者手术治疗后1~30 d，其体内CD3⁺、CD4⁺ T细胞水平及CD4⁺/CD8⁺比值较治疗前均明显升高，而CD8⁺ T细胞水平则明显降低，且T细胞亚群与患者手术后淋巴结转移间具有明显相关性。此外，分化程度为低分化、肌层浸润深度≥1/2、宫旁浸润、淋巴血管间隙侵犯均是术后淋巴结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

放疗在肿瘤的治疗中占据重要地位，除可直接引起肿瘤细胞DNA损伤、诱导细胞凋亡外，还参与调节全身免疫状态。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放疗可重塑肿瘤免疫微环境（TIME），逆转免疫抑制状态，从而有利于增强抗肿瘤作用，并在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应用时表现出更强的免疫反应和治疗获益。以肺癌为例探讨放疗对TIME及抗肿瘤免疫的影响和可能机制，可为优化肺癌治疗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RET原癌基因编码的RET蛋白是一种受体酪氨酸激酶，可作为非小细胞肺癌（NSCLC）潜在的治疗靶点。在NSCLC中，RET融合变异发生率为1%~2%，多见于年轻、不吸烟患者。传统化疗、免疫治疗和多靶点激酶抑制剂在RET融合NSCLC患者中的疗效有限，但选择性RET抑制剂，如塞普替尼和普拉替尼，显著改善了此类患者的预后。选择性RET抑制剂耐药后的治疗策略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葡萄糖代谢重编程过程中的多种代谢酶及信号分子参与肺癌的发生发展，研究这些代谢酶及信号分子是肺癌临床诊疗的热点和方向之一。果糖二磷酸醛缩酶A（ALDOA）是葡萄糖代谢重编程中一个重要的催化酶，其异常表达与肺癌发生发展存在错综复杂的联系，系统探讨ALDOA在肺癌代谢中的作用，可为预测肺癌转移、预后以及耐药后的治疗提供新思路。

喉部未分化多形性肉瘤（UPS）是一种临床较为罕见的头颈部恶性肿瘤，多见于老年男性，预后不佳。精确的术前诊断和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对于喉部UPS患者的治疗至关重要。现报道1例老年男性喉部UPS患者的诊疗过程，复习相关文献并讨论，旨在提高临床医师对该病的认识。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基因L858R突变和棘皮动物微管相关蛋白样4-间变淋巴瘤激酶（ALK）基因融合肺腺癌是一种具有特定分子特征的恶性肿瘤，其恶性程度较高，且对传统治疗手段反应有限。分子靶向治疗是一种精准治疗策略，它通过特定的分子药物针对肿瘤细胞的特定分子靶点发挥作用，从而抑制肿瘤的生长和扩散。现报道1例EGFR基因突变和ALK基因融合肺腺癌的诊疗过程，复习相关文献并讨论，以期为临床提供诊疗思路。

原发性心脏淋巴瘤（PCL）是极其罕见的一类心脏肿瘤，因其病情进展迅速、侵袭性强，症状、体征不明显，极易延误治疗。现报道1例应用3D打印技术辅助诊断和治疗PCL患者的诊疗经过，为临床PCL患者的诊疗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