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非小细胞肺癌（NSCLC）癌组织中微RNA-4262（miR-4262）、神经调节素1（NRG1）的表达情况及与预后的关系。方法 选取2017年1月至2021年2月在贵州省铜仁市人民医院进行手术切除的NSCLC患者102例， 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法检测miR-4262、NRG1的表达情况， 分析NSCLC癌组织和癌旁组织以及不同临床病理特征NSCLC患者癌组织中miR-4262、NRG1表达水平。通过TargetScan数据库预测miR-4262与NRG1的结合位点， 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NSCLC癌组织中miR-4262、NRG1表达的相关性。以NSCLC癌组织中miR-4262、NRG1表达水平的均数为界， 将患者分为miR-4262高表达组（miR-4262≥1.52， n=54）和miR-4262低表达组（miR-4262<1.52， n=48）、NRG1高表达组（NRG1≥0.79， n=54）和NRG1低表达组（NRG1<0.79， n=48）。绘制Kaplan-Meier生存曲线， 比较高、低miR-4262、NRG1表达水平患者3年总生存（OS）率。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NSCLC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结果 NSCLC患者癌组织中miR-4262的表达水平（1.52±0.21）高于癌旁组织（1.11±0.20）， NRG1表达水平（0.79±0.11）低于癌旁组织（1.06±0.11），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14.22， P<0.001；t=-15.13， P<0.001）。NSCLC患者癌组织中miR-4262与NRG1表达呈负相关（r=-0.74， P<0.001）。不同分化程度（t=2.80， P=0.006；t=-2.80， P=0.006）、TNM分期（F=24.36， P<0.001；F=17.66， P<0.001）、淋巴结转移（t=4.02， P<0.001；t=-3.98， P<0.001）的NSCLC患者miR-4262、NRG1表达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截至随访截止日期， 102例NSCLC患者中， 存活57例， 死亡45例。NSCLC患者3年OS率为55.88%。miR-4262高表达患者3年OS率（35.19%）低于miR-4262低表达患者（79.17%）， NRG1高表达患者3年OS率（77.78%）高于NRG1低表达患者（31.25%），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22.58， P<0.001；χ²=27.26， P<0.001）。单因素分析显示， 年龄（HR=2.47， 95%CI为1.05~5.80， P=0.038）、肿瘤最大径（HR=3.75， 95%CI为1.61~8.74， P=0.002）、分化程度（HR=3.03， 95%CI为1.32~6.96， P=0.009）、TNM分期（Ⅱ期HR=3.45， 95%CI为1.10~10.83， P=0.034；Ⅲ期HR=6.72， 95%CI为2.03~22.26， P=0.002）、淋巴结转移（HR=3.00， 95%CI为1.29~6.96， P=0.010）、miR-4262表达（HR=3.72， 95%CI为1.48~9.35， P=0.005）、NRG1表达（HR=0.30， 95%CI为0.13~0.73， P=0.008）均是NSCLC患者OS的影响因素。多因素分析显示， 分化程度（HR=5.47， 95%CI为1.63~18.34， P=0.006）、TNM分期（Ⅲ期， HR=5.56， 95%CI为1.23~25.14， P=0.026）、淋巴结转移（HR=3.72， 95%CI为1.19~11.60， P=0.024）、miR-4262表达（HR=8.56， 95%CI为2.26~32.41， P=0.002）、NRG1表达（HR=0.26， 95%CI为0.09~0.76， P=0.014）均是NSCLC患者OS的独立影响因素。结论 NSCLC患者癌组织中miR-4262呈高表达， NRG1呈低表达， miR-4262高表达患者3年OS率低于miR-4262低表达患者， NRG1高表达患者3年OS率高于NRG1低表达患者， 分化程度、TNM分期、淋巴结转移、miR-4262、NRG1均是NSCLC患者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

目的 探究外周实性结节Ⅰ期肺腺癌脏层胸膜侵犯（VPI）的CT特征及影像组学列线图的预测价值。方法 选择2022年8月至2023年11月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收治的150例外周实性结节Ⅰ期肺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 将2022年8月至2023年3月的患者定义为训练集（n=112）， 2023年4月至11月的患者定义为验证集（n=38）。训练集用于建立模型， 训练集、验证集中分别进行模型性能评估。训练集中， 根据VPI发生情况， 将患者分为VPI阳性组（n=35）和VPI阴性组（n=77）。采用最小绝对收缩与选择算子（LASSO）回归分析对特征进行降维。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预测VPI的影响因素， 根据多因素分析结果构建影像组学列线图预测模型。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及校准曲线评估预测模型的预测效能。结果 训练集VPI阴性组与阳性组患者的病理类型（χ²=11.49， P=0.003）、病灶最大径（t=5.83， P<0.001）、分叶征（χ²=9.29， P=0.002）、密度（χ²=8.32， P=0.004）、瘤内坏死（χ²=5.86， P=0.015）、胸膜牵拉（χ²=12.88， P<0.001）、胸膜接触（χ²=4.82， P=0.028）、邻近胸膜增厚（χ²=4.87， P=0.02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LASSO回归分析最终筛选出8个特征， 根据特征对应系数构建影像组学评分。单因素分析显示， 病灶最大径（OR=1.48， 95%CI为1.09~2.01， P=0.010）、分叶征（OR=5.09， 95%CI为2.31~6.00， P=0.001）、密度（OR=4.25， 95%CI为1.47~7.18， P=0.004）、瘤内坏死（OR=2.27， 95%CI为1.01~5.17， P=0.049）、胸膜牵拉（OR=6.75， 95%CI为1.92~13.68， P<0.001）、胸膜接触（OR=3.58， 95%CI为1.18~5.65， P=0.018）、邻近胸膜增厚（OR=3.60， 95%CI为1.18~5.72， P=0.018）、影像组学评分（OR=19 418.06， 95%CI为394.18~957 161.04， P<0.001）均是预测外周实性结节Ⅰ期肺腺癌患者VPI的影响因素。多因素分析显示， 分叶征（OR=6.42， 95%CI为1.42~18.58， P=0.018）、瘤内坏死（OR=3.63， 95%CI为1.01~10.01， P=0.046）、胸膜牵拉（OR=4.19， 95%CI为1.17~10.92， P=0.028）、影像组学评分（OR=179 711.20， 95%CI为525.13~61 552 573.59， P<0.001）均是预测外周实性结节Ⅰ期肺腺癌患者VPI的独立影响因素。将多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建立影像组学列线图预测模型。ROC曲线分析显示， 训练集和验证集中， 影像组学列线图模型预测外周实性结节Ⅰ期肺腺癌患者VPI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88（95%CI为0.82~0.94）和0.87（95%CI为0.78~0.97）， 敏感性分别为93%、82%， 特异性分别为72%、80%。训练集和验证集的C-index分别为0.89（95%CI为0.84~0.96）和0.88（95%CI为0.78~0.99）， 两集的校准曲线均与理想曲线拟合良好。结论 外周实性结节Ⅰ期肺腺癌VPI的CT特征为有分叶征、瘤内坏死、胸膜牵拉， 基于CT特征的分叶征、瘤内坏死、胸膜牵拉、影像组学评分构建的影像组学列线图预测模型对外周实性结节Ⅰ期肺腺癌患者VPI具有较高的预测效能。

目的 评估基于原发灶¹⁸F-氟代脱氧葡萄糖（¹⁸F-FDG）PET/CT影像组学联合模型预测非小细胞肺癌（NSCLC）淋巴结转移的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南京鼓楼医院2013年6月至2023年7月治疗前行PET/CT显像的203例NSCLC患者的临床资料。按照7∶3比例将患者随机分为训练集（n=142）和验证集（n=61）。在训练集中建立预测模型， 在训练集和验证集中分别对模型进行预测效能评估和临床应用价值验证。通过3D-slicer软件获得原发灶传统PET/CT参数和PET/CT影像组学特征。采用最小绝对收缩与选择算子（LASSO）、随机森林和极端梯度提升进行特征提取。采用支持向量机构建影像组学标签影像组学评分（Radscore）。采用单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预测NSCLC患者淋巴结转移的影响因素并建立模型， 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评估模型的预测效能， 采用校准曲线和临床决策曲线（DCA）评估模型的临床应用价值。结果 203例NSCLC患者中淋巴结转移116例， 其中训练集64例、验证集52例。采用3种互补的经典机器学习方法进行特征筛选， 最终分别得到10个影像组学特征。Radscore-PET的最佳阈值为0.43， Radscore-CT的最佳阈值为0.39。单因素分析显示， 性别（OR=0.48， 95%CI为0.24~0.95， P=0.036）、肿瘤标志物水平（OR=3.81， 95%CI为1.84~7.91， P<0.001）、肿瘤长径（OR=2.56， 95%CI为1.27~5.16， P=0.009）、肿瘤短径（OR=3.73， 95%CI为1.75~7.92， P=0.001）、空泡征（OR=0.32， 95%CI为0.12~0.86， P=0.024）、环形代谢（OR=3.67， 95%CI为1.33~10.13， P=0.012）、最大标准化摄取值（SUV_max）（OR=6.57， 95%CI为3.03~14.25， P<0.001）、肿瘤代谢体积（MTV）（OR=2.91， 95%CI为1.43~5.92， P=0.003）、病灶糖酵解总量（TLG）（OR=4.23， 95%CI为2.08~8.59， P<0.001）、Radscore-PET（OR=21.93， 95%CI为9.04~53.20， P<0.001）和Radscore-CT（OR=13.72， 95%CI为6.12~30.76， P<0.001）均是预测NSCLC患者淋巴结转移的影响因素。多因素分析显示， 肿瘤标志物水平（OR=2.55， 95%CI为1.11~5.90， P=0.028）、空泡征（OR=0.26， 95%CI为0.08~0.83， P=0.023）、SUV_max（OR=5.94， 95%CI为1.99~17.75， P=0.001）、Radscore-PET（OR=25.51， 95%CI为5.92~110.22， P<0.001）、Radscore-CT（OR=8.68， 95%CI为2.73~27.61， P<0.001）均是预测NSCLC患者淋巴结转移的独立影响因素。基于上述独立影响因素建立模型：传统模型（肿瘤标志物水平、空泡征、SUV_max）、PET模型（SUV_max、Radscore-PET）、CT模型（空泡征、Radscore-CT）和联合模型（肿瘤标志物水平、空泡征、SUV_max、Radscore-PET、Radscore-CT）。ROC曲线分析显示， 训练集中传统模型、PET模型、CT模型和联合模型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75（95%CI为0.67~0.82）、0.90（95%CI为0.84~0.95）、0.85（95%CI为0.78~0.90）和0.94（95%CI为0.88~0.97）， 联合模型的预测价值高于传统模型（Z=5.01， P<0.001）、PET模型（Z=1.99， P=0.047）、CT模型（Z=3.25， P=0.001）；验证集中传统模型、PET模型、CT模型和联合模型的AUC分别为0.65（95%CI为0.52~0.77）、0.86（95%CI为0.74~0.93）、0.85（95%CI为0.73~0.93）和0.90（95%CI为0.80~0.96）， 联合模型的预测价值高于传统模型（Z=3.23， P=0.001）。训练集联合模型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84.37%和91.03%， 验证集联合模型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82.61%和94.74%。校准曲线显示， 训练集和验证集实际发生概率均与预测概率较为一致。DCA显示， 联合模型的辨别能力在训练集和验证集中均较好。结论 肿瘤标志物水平、空泡征、SUV_max、Radscore-PET、Radscore-CT均是预测NSCLC患者淋巴结转移的独立影响因素， 基于上述指标构建的联合模型对NSCLC淋巴结转移具有良好的预测效能和临床应用价值。

目的 探讨结直肠癌肝转移（CRLM）患者癌组织中琥珀酸盐受体1（SUCNR1）和Y-框结合蛋白1（YBX1）表达及与临床病理特征和预后的关系。方法 选取2016年1月至2020年5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苏州九龙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的105例CRLM患者为研究对象。比较癌组织及癌旁组织中SUCNR1、YBX1的高表达率；比较高、低SUCNR1、YBX1表达患者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情况；采用单因素与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预后影响因素。结果 SUCNR1在结直肠癌组织中染色主要定位于细胞膜， 阳性染色呈黄色或棕黄色；YBX1在结直肠癌组织中主要定位于细胞质， 阳性染色呈黄色或棕黄色。CRLM患者癌组织中SUCNR1高表达率为74.29%（78/105）， 明显高于癌旁组织的27.62%（29/105）；癌组织中YBX1高表达率为84.76%（89/105）， 明显高于癌旁组织的32.38%（34/105），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45.75， P<0.001；χ²=59.36， P<0.001）。SUCNR1高表达与低表达患者组织学分级、肝转移距结直肠癌确诊时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7.43， P=0.006；χ²=9.19， P=0.002）；YBX1高表达与低表达患者肝转移距结直肠癌确诊时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13.08， P<0.001）。SUCNR1高表达与低表达患者3年总生存（OS）率分别为52.56%和77.78%，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6.10， P=0.014）；YBX1高表达与低表达患者3年OS率分别为53.93%和87.50%，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6.02， P=0.014）。单因素分析显示， 组织学分级（HR=4.69， 95%CI为1.14~19.36， P=0.033）、肝转移距结直肠癌确诊时间（HR=4.05， 95%CI为1.02~16.62， P=0.048）、癌组织SUCNR1（HR=5.12， 95%CI为1.17~22.34， P=0.030）、YBX1表达（HR=6.29， 95%CI为1.55~25.47， P=0.010）均是CRLM患者OS的影响因素。多因素分析显示， 组织学分级（HR=4.16， 95%CI为1.12~15.54， P=0.034）、肝转移距结直肠癌确诊时间（HR=5.59， 95%CI为1.25~24.99， P=0.024）、癌组织SUCNR1表达（HR=3.68， 95%CI为1.28~10.54， P=0.015）、YBX1表达（HR=3.42， 95%CI为1.56~7.52， P=0.002）均是CRLM患者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结论 CRLM患者癌组织中SUCNR1和YBX1高表达率均高于癌旁组织， 高、低SUCNR1表达患者肿瘤组织学分级、肝转移距结直肠癌确诊时间有差异， 高、低YBX1表达患者肝转移距结直肠癌确诊时间有差异， SUCNR1、YBX1低表达患者3年OS率高于高表达患者， 组织学分级、肝转移距结直肠癌确诊时间、癌组织中SUCNR1、YBX1表达均是CRLM患者OS的独立影响因素。

目的 探究不同预后的宫颈癌患者非活化菱形蛋白（iRhom）1、iRhom2、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水平差异， 分析各指标对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方法 选择2021年6月至2023年6月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行广泛性子宫切除术的90例宫颈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倾向性评分匹配的方法， 以0.02卡钳值筛选30例一般临床资料匹配的宫颈活检正常患者作为对照。根据患者预后情况， 将宫颈癌患者分为预后良好组（n=69）和预后不良组（n=21）。采用蛋白质印迹法检测组织样本中iRhom1、iRhom2、TNF-α的蛋白水平。比较宫颈癌组织、癌旁组织、正常宫颈组织以及预后良好组与预后不良组iRhom1、iRhom2和TNF-α蛋白水平差异。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宫颈癌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 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评价各指标对宫颈癌患者预后的预测效能。结果 宫颈癌组织、癌旁组织、正常宫颈组织中iRhom1蛋白水平分别为0.80±0.11、0.41±0.10、0.40±0.07， iRhom2分别为0.81±0.12、0.47±0.10、0.46±0.05， TNF-α分别为1.15±0.12、0.58±0.10、0.56±0.07， 3组间iRhom1、iRhom2、TNF-α蛋白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64.93， P<0.001；F=56.14， P<0.001；F=191.61， P<0.001）。宫颈癌组织与癌旁组织、正常宫颈组织中iRhom1、iRhom2、TNF-α蛋白水平相比，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预后不良组、预后良好组宫颈癌组织中iRhom1蛋白水平分别为0.90±0.12、0.77±0.10， iRhom2分别为0.90±0.10、0.79±0.09， TNF-α分别为1.29±0.13、1.06±0.10， 两组间iRhom1、iRhom2、TNF-α蛋白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7.31， P<0.001；t=5.35， P<0.001；t=10.30， 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 iRhom1（OR=2.29， 95%CI为1.77~3.71， P<0.001）、iRhom2（OR=1.51， 95%CI为1.10~2.71， P<0.001）、TNF-α（OR=2.10， 95%CI为1.90~4.44， P<0.001）均是宫颈癌患者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ROC曲线显示， iRhom1（AUC为0.88， 95%CI为0.80~0.97）、iRhom2（AUC为0.83， 95%CI为0.73~0.94）、TNF-α（AUC为0.80， 95%CI为0.65~0.94）单独及联合检测（AUC=0.97， 95%CI为0.93~1.00）均可预测宫颈癌患者预后。结论 宫颈癌组织中iRhom1、iRhom2、TNF-α蛋白水平均高于癌旁组织、正常宫颈组织， 且3项指标在预后不良宫颈癌组织中的水平均显著高于预后良好宫颈癌组织。iRhom1、iRhom2、TNF-α蛋白水平均是宫颈癌患者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 3项指标单独或联合检测均可预测宫颈癌患者预后。

铜死亡是一种新发现的铜依赖性的细胞死亡方式，通过影响线粒体三羧酸循环和铁硫簇蛋白的丢失，导致蛋白质毒性应激，引发细胞死亡。近年来，随着对铜死亡机制的深入研究发现，铜死亡相关基因可能与肿瘤临床特征、预后有关，可作为诊断或治疗肿瘤的潜在生物靶点。同时，靶向铜离子的药物如铜离子载体、铜螯合剂和含铜络合物被广泛研究。深入研究铜死亡在肿瘤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机制，可为肿瘤诊断及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近年来，瘤内免疫注射作为晚期恶性肿瘤治疗的一种新兴用药方式，通过将细菌和毒素、溶瘤病毒、细胞因子、单克隆抗体、免疫细胞、模式识别受体激动剂、化疗药物、mRNA、抗体偶联药物等注射入实体瘤内，不仅可提高药物的生物利用度，还可降低全身系统性毒性。此外，碘油、水凝胶、纳米颗粒、载药微球等药物递送载体的发展解决了瘤内注射的药物易经脉管系统扩散、难以在局部长期存留的问题。深入探讨瘤内免疫注射药物及药物递送载体的研究进展，可为瘤内免疫注射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提高实体瘤患者的临床获益。

药物递送系统（DDS）可以降低抗肿瘤药物的脱靶效应。抗肿瘤药物DDS的载体主要有纳米微粒、小分子、核酸、多肽和抗体以及细胞，它们通过连接器携载抗肿瘤药物，将药物递送至特异的肿瘤组织和细胞。DDS将推动肿瘤精准医学的发展。

免疫治疗已在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中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但并非所有患者都能从中获益。基于外周血的标志物易获取、可动态监测，外周血肿瘤细胞相关标志物（循环肿瘤DNA、循环肿瘤细胞、外周血肿瘤突变负荷、外泌体等）、免疫及炎症标志物（T淋巴细胞亚群、血常规相关比值、C反应蛋白等）在免疫治疗疗效预测、预后评估和动态监测方面显示出巨大潜力。

骨肉瘤是一类间质组织肿瘤，具有高侵袭性和转移性。促血管生成因子、血管内皮细胞在骨肉瘤血管生成和转移中起关键作用，血管内皮细胞与骨肉瘤细胞的相互作用可影响骨肉瘤的生长及转移，骨肉瘤抗血管治疗药物包括单克隆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中药等均可抑制骨肉瘤的进展。深入研究血管生成与骨肉瘤的相关性，可为骨肉瘤血管化研究及骨肉瘤抗血管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气球状细胞黑色素瘤（BCM）是原发性皮肤黑色素瘤中罕见的组织学类型，文献报道极少，现报道BCM肝转移患者1例，通过介绍该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并观察其组织学形态及免疫表型特征，提升临床医师和病理科医师对此类皮肤转移癌的早期诊断及治疗水平，减少误诊和漏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