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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年, 第53卷, 第9期 刊出日期:2026-09-08 上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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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面目录
    第53卷第9期封面和目录
    2026, 53 (9):  1-1. 
    摘要 ( 14 )   PDF(6300KB) ( 2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论著
    全程特瑞普利单抗联合诱导化疗及同步放化疗治疗局部晚期鼻咽癌的疗效及安全性分析
    蓝柳, 郭敏, 韦婷婷, 赵迎喜, 龙亚秀
    2026, 53 (9):  513-520.  DOI: 10.3760/cma.j.cn371439-20260208-00083
    摘要 ( 23 )   HTML ( 0 )   PDF(1141KB) ( 1 )  

    目的 分析全程特瑞普利单抗联合诱导化疗及同步放化疗(CCRT)治疗局部晚期鼻咽癌的临床疗效与安全性。方法 选取2021年1月至2023年12月广西科技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人民医院收治的96例初治局部晚期鼻咽癌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是否采用免疫治疗,分为免疫治疗组(n=47)和对照组(n=49),对照组采用GP方案(吉西他滨+顺铂)诱导化疗及CCRT,免疫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全程联合特瑞普利单抗免疫治疗。比较两组患者的疗效。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评估患者生存情况,log-rank检验比较患者2年无失败生存(FFS)率、2年总生存(OS)率、2年无远处转移生存(DMFS)率、2年局部无复发生存(LRFS)率。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进行患者FFS的影响因素分析。比较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截至随访截止日期,所有患者中13例死亡,其中免疫治疗组6例(12.77%),包括1例免疫性肺炎合并感染死亡、5例鼻咽癌进展或转移导致的死亡;对照组7例(14.28%),均为鼻咽癌进展或转移导致的死亡。治疗结束后3个月,免疫治疗组完全缓解(CR)36例,部分缓解(PR)10例,病情稳定(SD)1例;对照组CR 37例,PR 10例,SD 2例。免疫治疗组客观缓解率为97.87%(46/47),对照组为95.92%(47/49);两组疾病控制率分别为100%(47/47)、100%(49/49),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2=0.30,P=0.582;P>0.999)。免疫治疗组、对照组2年FFS率分别为85.10%、67.3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23,P=0.040);2年OS率分别为97.87%、93.8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10,P=0.294);2年DMFS率分别为89.36%、79.5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2.00,P=0.158);2年LRFS率分别为95.74%、87.7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2.41,P=0.121)。多因素分析显示,联合免疫治疗、年龄、性别、病理类型、T分期、N分期、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分期、放疗时长、EBV-DNA数值、EBV抗体均不是患者FFS的独立影响因素(均P>0.05)。两组患者白细胞减少、中性粒细胞减少、血小板减少、贫血、肺炎、甲状腺功能减退、发热、乏力、体重下降、胃肠系统反应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 全程应用特瑞普利单抗联合诱导化疗及CCRT,虽未显著改善局部晚期鼻咽癌患者近期疗效及2年OS率、DMFS率、LRFS率,但可提高2年FFS率,且不增加不良反应。

    数据和表 |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胸段食管癌碳离子与光子放疗的剂量学比较
    王振立, 张耀文, 郭逸潇, 路玉昆, 黄骁, 孙晓东, 王银亮, 郑安平, 李亚洲
    2026, 53 (9):  521-526.  DOI: 10.3760/cma.j.cn371439-20260211-00084
    摘要 ( 15 )   HTML ( 0 )   PDF(798KB) ( 3 )  

    目的 比较碳离子放疗(CIRT)计划和光子放疗[调强放疗(IMRT)、容积旋转调强放疗(VMAT)]计划在胸段食管癌患者治疗中的剂量学差异及特点。方法 选取2024年3月至2025年2月于甘肃省人民医院和安阳市肿瘤医院接受放疗的胸段食管癌患者46例作为研究对象,其中采用IMRT 19例、VMAT 27例。将所有患者CT图像导入CIRT计划系统CIPlan 2.0,在相同病例资料基础上制作CIRT计划,并在满足临床要求的前提下,比较CIRT、IMRT、VMAT 3种计划的靶区及危及器官剂量学参数差异。结果 靶区剂量学方面,IMRT、VMAT、CIRT 3种放疗计划计划靶区(PTV)的D2%分别为(55.50±1.75)、(55.38±1.75)、(57.38±0.63)Gy,D98%分别为50.26(50.04,50.88)、49.65(49.21,50.37)、49.96(49.26,50.62)Gy,平均剂量(Avg)分别为52.79(52.06,53.64)、52.90(52.32,53.35)、53.30(53.22,53.36)Gy,适形指数(CI)分别为0.69(0.65,0.75)、0.75(0.65,0.83)、0.78(0.74,0.82),均匀性指数(HI)分别为0.10±0.03、0.12±0.04、0.14±0.0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32.93,P<0.001;H=9.39,P=0.009;H=9.90,P=0.007;H=10.94,P=0.004;F=15.03,P<0.001);与IMRT相比,VMAT D98%降低、HI升高,CIRT D2%、CI、HI均升高(均P<0.05);与VMAT相比,CIRT D2%、Avg、CI、HI均升高(均P<0.05)。危及器官剂量学方面,IMRT、VMAT、CIRT 3种放疗计划全肺V5分别为(34.26±14.13)%、(37.47±11.35)%、(5.79±2.72)%,V10分别为(23.56±10.18)%、(26.26±8.52)%、(4.63±2.14)%,V15分别为(17.75±8.32)%、(18.36±6.57)%、(3.95±1.88)%,V20分别为(12.55±5.91)%、(12.14±4.86)%、(3.12±1.65)%,V30分别为(4.34±1.89)%、(4.77±2.51)%、(1.80±1.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130.32,P<0.001;F=109.76,P<0.001;F=81.31,P<0.001;F=63.40,P<0.001;F=29.52,P<0.001);与IMRT、VMAT相比,CIRT V5、V10、V15、V20、V30均降低(均P<0.05)。3种放疗计划脊髓Dmax分别为33.13(28.02,37.39)、35.07(31.90,38.73)、7.13(5.42,17.84)Gy,心脏V30分别为10.19(0.00,20.31)%、10.47(0.21,20.85)%、1.88(0.00,4.77)%,心脏V40分别为3.82(0.00,7.85)%、2.53(0.00,4.34)%、0.90(0.00,2.1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H=68.38,P<0.001;H=10.83,P=0.004;H=7.92,P=0.019);与IMRT、VMAT相比,CIRT脊髓Dmax,心脏V30、V40均降低(均P<0.05)。结论 对于胸段食管癌放疗患者,CIRT较IMRT、VMAT在危及器官保护方面具有明显的剂量学优势,其可在保证靶区剂量覆盖的同时,显著降低肺、心脏及脊髓受量。IMRT在靶区剂量均匀性方面表现较好,而CIRT在靶区适形性方面更具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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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4+ T细胞TIM-3、PD-1水平与宫颈癌免疫治疗疗效的关系及巨噬细胞极化的中介作用
    张旭辉, 梁智敏, 蒋静, 张嬿, 冯静波
    2026, 53 (9):  527-539.  DOI: 10.3760/cma.j.cn371439-20260404-00085
    摘要 ( 12 )   HTML ( 0 )   PDF(1683KB) ( 3 )  

    目的 探究外周血及肿瘤组织CD4+ T细胞表面T细胞免疫球蛋白黏蛋白结构域蛋白-3(TIM-3)、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水平与宫颈癌免疫治疗疗效的关系,并分析巨噬细胞极化指标CD68、CD163、精氨酸酶1(Arg-1)、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OS)在其中的中介调控作用。方法 选择2024年4月至2025年1月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二医院就诊的111例宫颈癌患者为研究对象。患者均采用根治性同步放化疗联合帕博利珠单抗免疫治疗,比较不同疗效患者TIM-3、PD-1、巨噬细胞极化指标水平以及不同临床病理特征患者TIM-3、PD-1水平。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巨噬细胞极化指标对TIM-3、PD-1水平的影响,多因素广义线性混合模型(GLMM)分析TIM-3、PD-1对免疫治疗疗效的影响,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评估TIM-3、PD-1对免疫治疗疗效的预测价值,限制性立方样条分析TIM-3、PD-1与免疫治疗疗效的剂量-反应关系,Bootstrap方法分析巨噬细胞极化指标在TIM-3、PD-1水平与免疫治疗疗效间的中介效应。结果 111例患者整体治疗有效率为73.87%(82/111)。有效(n=82)与无效(n=29)患者间外周血及肿瘤组织TIM-3、PD-1、CD68、CD163、Arg-1、iNOS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有无淋巴结转移患者外周血TIM-3、PD-1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1.97,P=0.049;Z=2.02,P=0.043);不同分化程度患者外周血PD-1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59,P=0.010);不同国际妇产科联盟(FIGO)分期患者外周血TIM-3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6.65,P=0.036)。有无淋巴结转移、不同肿瘤最大径患者肿瘤组织TIM-3、PD-1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2.52,P=0.012;Z=2.53,P=0.011;Z=-2.83,P=0.005;Z=2.10,P=0.036);不同浸润深度患者肿瘤组织TIM-3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43,P=0.015)。校正其他协变量后,CD68(β=1.16,P=0.017;β=1.12,P=0.016)、CD163(β=1.84,P<0.001;β=2.05,P<0.001)、Arg-1(β=1.92,P<0.001;β=1.70,P<0.001)、iNOS(β=-1.59,P<0.001;β=-1.69,P=0.012)与外周血TIM-3、PD-1水平均存在线性关联,CD68、CD163、Arg-1、iNOS与肿瘤组织TIM-3、PD-1的关联趋势与外周血一致。外周血及肿瘤组织TIM-3、PD-1中、高水平均是宫颈癌免疫治疗无效的独立危险因素(均P<0.05)。外周血TIM-3、PD-1水平预测宫颈癌免疫治疗无效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80、0.84;肿瘤组织TIM-3、PD-1水平的AUC分别为0.86、0.91;外周血指标联合(TIM-3+PD-1)、肿瘤组织指标联合(TIM-3+PD-1)及总联合(外周血+肿瘤组织所有指标)的AUC分别为0.95、0.96、0.98,总联合预测的AUC均高于其他指标(Z=6.26,P<0.001;Z=6.04,P=0.001;Z=5.49,P=0.006;Z=5.11,P=0.010;Z=4.21,P=0.019;Z=3.43,P=0.025)。外周血及肿瘤组织TIM-3、PD-1与宫颈癌免疫治疗无效间呈非线性剂量-反应关系,最低风险点分别为4.78%、15.61%和2.87、3.29分。中介效应分析表明,CD68、CD163、Arg-1、iNOS在外周血及肿瘤组织TIM-3、PD-1水平与宫颈癌免疫治疗疗效间具有中介调控作用。结论 宫颈癌免疫治疗无效患者外周血及肿瘤组织TIM-3和PD-1水平均高于有效患者,其高水平是免疫治疗无效的独立危险因素。巨噬细胞极化指标CD68、CD163、Arg-1、iNOS与TIM-3、PD-1水平存在线性关联,其在TIM-3、PD-1与免疫治疗疗效间具有中介调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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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模态超声成像技术诊断宫颈良恶性病变的应用价值分析
    申学杰, 牛彩虹, 许萍, 谢楠, 刘逸然
    2026, 53 (9):  540-546.  DOI: 10.3760/cma.j.cn371439-20260118-00086
    摘要 ( 12 )   HTML ( 0 )   PDF(2247KB) ( 1 )  

    目的 分析多模态超声成像技术[常规二维超声联合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TVCDS)、三维能量多普勒超声(3D-PDUS)、剪切波弹性成像(SWE)]鉴别诊断宫颈良恶性病变的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性选取2024年7月至2025年7月于秦皇岛市第一医院就诊的94例宫颈病变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评估各超声及多模态超声成像技术对宫颈良恶性病变的诊断效能;比较宫颈炎、宫颈上皮内瘤变、宫颈癌患者TVCDS参数收缩期峰值流速(PSV)、阻力指数(RI),3D-PDUS参数血流指数(FI)、血管指数(VI)、血管-血流指数(VFI),SWE参数平均弹性值(Emean)、最大弹性值(Emax)差异。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评估各超声参数对宫颈良恶性病变的诊断价值。结果 94例宫颈病变患者中良性病变63例(宫颈炎38例、宫颈上皮内瘤变25例),恶性病变31例。以病理学检查结果为金标准,常规二维超声、TVCDS、3D-PDUS、SWE、多模态超声成像诊断宫颈良恶性病变的Kappa值分别为0.333、0.534、0.669、0.742、0.976,敏感性分别为67.74%(21/31)、74.19%(23/31)、80.65%(25/31)、87.10%(27/31)、100%(31/31),特异性分别为68.25%(43/63)、80.95%(51/63)、87.30%(55/63)、88.89%(56/63)、98.41%(62/63),准确性分别为68.09%(64/94)、78.72%(74/94)、85.11%(80/94)、88.30%(83/94)、98.94%(93/94),阳性预测值分别为51.22%(21/41)、65.71%(23/35)、75.76%(25/33)、79.41%(27/34)、96.88%(31/32),阴性预测值分别为81.13%(43/53)、86.44%(51/59)、90.16%(55/61)、93.33%(56/60)、100%(62/62),3D-PDUS、SWE诊断宫颈良恶性病变的特异性、准确性、阳性预测值均高于常规二维超声检查(均P<0.05),多模态超声成像诊断宫颈良恶性病变的敏感性、特异性、准确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均高于常规二维超声、TVCDS、3D-PDUS、SWE单一检查(均P<0.05)。宫颈炎、宫颈上皮内瘤变、宫颈癌患者TVCDS参数PSV分别为(10.35±2.21)、(13.84±2.61)、(17.29±3.07)cm/s,RI分别为0.72±0.20、0.63±0.17、0.52±0.1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59.86,P<0.001;F=11.93,P<0.001);3D-PDUS参数FI分别为44.48(37.79,49.45)、54.05(40.13,65.40)、57.78(45.54,71.03),VI分别为1.20(0.87,1.89)、3.27(1.54,4.24)、5.23(2.98,14.77),VFI分别为0.57(0.25,0.96)、2.04(0.74,2.85)、9.31(5.25,19.8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U=16.60,P<0.001;U=55.97,P<0.001;U=52.18,P<0.001);SWE参数Emean分别为(20.81±5.61)、(30.05±9.06)、(80.39±9.27)kPa,Emax分别为(27.16±7.14)、(35.53±8.53)、(90.13±8.88)kPa,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527.62,P<0.001;F=568.76,P<0.001);其中宫颈上皮内瘤变、宫颈癌患者PSV、FI、VI、VFI、Emean、Emax均高于宫颈炎患者,RI均低于宫颈炎患者,且宫颈癌患者PSV、VI、VFI、Emean、Emax均高于宫颈上皮内瘤变患者,RI低于宫颈上皮内瘤变患者(均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PSV、RI、FI、VI、VFI、Emean、Emax诊断宫颈良恶性病变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8、0.75、0.78、0.81、0.79、0.83、0.81。结论 多模态超声成像技术可显著提高宫颈良恶性病变的诊断准确性,且参数PSV、RI、FI、VI、VFI、Emean、Emax对宫颈良恶性病变均具有一定的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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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述
    晚期三阴性乳腺癌免疫治疗研究进展
    方海平, 黄毅, 王根和
    2026, 53 (9):  547-553.  DOI: 10.3760/cma.j.cn371439-20260119-00087
    摘要 ( 18 )   HTML ( 0 )   PDF(846KB) ( 9 )  

    近年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尤其是靶向程序性死亡受体1/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信号通路的药物,在晚期三阴性乳腺癌(TNBC)的治疗中显示出良好的抗肿瘤活性,无论单药或联合治疗均可为部分患者带来显著的临床获益。联合治疗策略包括与化疗、靶向治疗(多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抑制剂、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抑制剂和抗体药物偶联物)、放疗等联合应用,旨在协同增强抗肿瘤免疫应答。一些新型免疫疗法如双特异性抗体、溶瘤病毒、肿瘤疫苗在TNBC的治疗中展现出初步潜力。但TNBC的免疫治疗仍面临疗效异质性显著、耐药机制复杂等挑战,总体有效率尚不理想。系统分析晚期TNBC免疫治疗的临床研究现状与进展,探讨其作用机制、耐药特征及相关应对策略,可为临床实践和科学研究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胸段食管鳞状细胞癌术后复发转移模式研究进展
    毕士祥, 尹贻波, 刘文健
    2026, 53 (9):  554-558.  DOI: 10.3760/cma.j.cn371439-20251119-00088
    摘要 ( 17 )   HTML ( 0 )   PDF(775KB) ( 2 )  

    胸段食管鳞状细胞癌(ESCC)术后复发转移是影响患者预后的关键因素。术后复发转移模式受肿瘤解剖位置、病理特征、生物学行为、对新辅助治疗的病理反应、治疗方式等多因素共同影响。随着新辅助治疗模式的演进,术后复发转移模式正经历从单纯手术的“局部复发主导型”,到新辅助放化疗的“远处转移主导型”,再到因免疫治疗的引入而可能实现的“局部-全身平衡控制型”。术后复发转移模式的演变深刻反映了不同治疗策略的作用机制与局限。系统了解胸段ESCC术后复发转移模式及其影响因素,并深入分析不同治疗策略背后的生物学机制是优化围手术期治疗策略、改善患者预后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抗血管生成药物在食管胃结合部腺癌及胃癌治疗中的研究进展
    孙洁, 刘志强, 李保中
    2026, 53 (9):  559-565.  DOI: 10.3760/cma.j.cn371439-20251231-00089
    摘要 ( 11 )   HTML ( 0 )   PDF(836KB) ( 0 )  

    食管胃结合部腺癌(AEG)及胃癌是全球常见的恶性肿瘤,新生血管生成是肿瘤进展的关键机制。目前,抗血管生成治疗已成为AEG及胃癌治疗的重要策略。抗血管生成药物主要包括单克隆抗体(如贝伐珠单抗和雷莫芦单抗)和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如阿帕替尼、呋喹替尼、瑞戈非尼、仑伐替尼、安罗替尼、索拉非尼、卡博替尼),可作为单药或联合用药应用于AEG及胃癌的多线、新辅助或转换维持治疗,显示出一定的生存获益。深入探讨抗血管生成药物在AEG及胃癌治疗中的研究进展,可为优化临床治疗策略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铁代谢调控骨髓增生异常疾病的研究进展
    江金霞, 张学忠, 杨斐斐
    2026, 53 (9):  566-571.  DOI: 10.3760/cma.j.cn371439-20251106-00090
    摘要 ( 13 )   HTML ( 0 )   PDF(816KB) ( 2 )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和费城染色体阴性骨髓增殖性肿瘤同属骨髓增生异常疾病,均为起源于造血干细胞的克隆性髓系细胞疾病,呈显著异质性,以无效造血、白血病转化风险增高为主要特征。铁代谢紊乱可通过多种机制驱动疾病进展。在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中,铁过载可导致活性氧增多、凋亡蛋白酶激活因子-1上调和生长分化因子11水平升高,从而抑制骨髓造血干/祖细胞增殖,增加白血病转化风险。铁代谢紊乱还可通过异常激活红细胞生成过程中的STAT5信号转导加重真性红细胞增多症患者疾病恶化,影响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及骨髓纤维化患者预后。深入分析铁稳态失衡在骨髓增生异常疾病中的作用机制,可为后续开发靶向铁代谢精准治疗策略提供重要依据。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肿瘤源性外泌体在肿瘤骨转移中的作用机制与转化前景
    张婕, 陈锦澍, 李园, 娄彦妮, 刘青
    2026, 53 (9):  572-576.  DOI: 10.3760/cma.j.cn371439-20260123-00091
    摘要 ( 12 )   HTML ( 0 )   PDF(802KB) ( 1 )  

    肿瘤源性外泌体(TEX)作为细胞间信息传递的核心媒介,通过携带微RNA、蛋白质、脂质等生物活性分子,在恶性肿瘤骨转移过程中发挥关键调控作用——既介导肿瘤细胞向骨骼的定向归巢,又参与骨转移前微环境的重塑,并驱动“肿瘤生长-骨破坏”的恶性循环。系统阐述TEX在恶性肿瘤骨转移中的具体调控机制,探讨其作为骨转移早期诊断标志物、靶向治疗靶点及药物递送载体的临床转化潜力,可为恶性肿瘤骨转移的精准诊疗提供新的策略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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